解密你所不知道的“季汉”与“三国”问题
2018-12-27 09:02:00  来源:中国江苏网  作者:束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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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江苏网讯(束有春)关于“汉朝”,一般人都知道有“西汉”和“东汉”,因为历史教科书及历史常识书籍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很少有人知道有“季汉”这一说。

  提起“三国”时期的重要人物,一般人都认为是魏国的曹操、蜀国的刘备、吴国的孙权,很少有人知道,曹操一生都是在为汉朝效命,他的魏国只是是汉朝的诸侯封国而已。

  以上两种认识上的误区,即使是高校文史专业毕业的人也会存在,更何况一般的百姓大众。由于我们长期受《三国演义》“小说家言”影响,对正史记载的内容不甚了了,甚至到了完全忘却的地步。

  我们首先从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正统”观说起。

  习凿齿《汉晋春秋》一书纪事,起自东汉光武帝刘秀,下迄西晋愍帝司马邺,纪事时间从公元25年东汉建立至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全书分为三卷:后汉(公元25年—220年)卷、季汉(公元221年—263年)卷(附魏、吴)、西晋(公元265年—公元316年)卷。曹魏、东吴只是作为“季汉”王朝的陪衬而出现在历史画卷中。

  “后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东汉”。“季汉”的出现告诉我们,早在晋代,人们就已经形成共识:汉王朝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西汉、东汉、季汉。

  “季”者,第三或末位之谓也。古人叙兄弟长幼次序用“伯、仲、叔、季”来表达,“伯”为老大、“仲”为老二、“叔”为老三、“季”为老四;如果是两个兄弟,就按“伯仲”排;如果是三个兄弟,就按“伯仲季”排,没有“叔”;如果兄弟有四个以上,那么,老大、老二和老小(老幺)对应“伯、仲、季”,其余都是“叔”。“叔”可以有多个,但“伯、仲、季”只能有一个,最后一位一定是“季”。今人用“季军”来表达比赛中的第三名,概源于此。

  结合《三国志》和习凿齿《汉晋春秋》等文献得知,“季汉”政权是由刘备在蜀地建立。习凿齿的书取名“汉晋春秋”而不叫“汉魏晋春秋”,这与习凿齿的“正统”史学观有关。

  习凿齿认为,晋代政权不应该绍续曹魏政权,而应该直接与汉朝对接,因为曹魏政权是篡夺而生,不能归入“正统”。他的《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论》(清人严可均《全晋文》简称为《晋承汉统论》)、《临终上疏》、《别周鲁通诸葛论》三篇文章及《汉晋春秋》都强调这一观点。

  习凿齿的“正统”观除了包含“五德终始”内容外,主要强调两方面:

  一是强调要实现了华夏一统。要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者地位稳固。东汉末年,曹魏没有实现统一大业,而是在汉家王朝的土地上出现的战火纷争的乱世,不能成其为一个朝代。关于曹氏父子的无德少道,习凿齿在临终上皇帝疏中又指出:“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

  相反,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韬光养晦,逐步取代曹魏政权,建立晋朝,后来又平定季汉与孙吴政权,使华夏再度获得统一,因此,司马氏建立的晋朝政权才是王朝的正统。在临终上皇帝疏中,他对那段历史再次进行了辨析,认为:尽管曹魏篡夺了政权,但主要业绩都是司马氏父子建立的,并且在曹魏政权实现真正统一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曹魏政权就被司马氏所取代,晋王朝就正式建立,续接上了汉王朝的“正统”,是司马氏完成了华夏统一大业。

  二是强调血统纯正与禅让制。保持血统纯正与延续是统治阶级最为看重的,嫡长子继承制、兄终弟及等制度的设立,都是为了保持皇室血统的纯正。曹操生父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虽然官至太尉,但其根脉体系不清楚。而刘备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长,说明刘备是刘姓皇族的嫡系,血统纯正,论辈份,刘备是当今皇上汉献帝刘协的远房叔叔,所以人称“刘皇叔”。

  “禅让”是指古代帝王把皇位传让给贤德之人,而不一定是自己的子孙。传说中,尧帝在年老后,将天下共主的位置让给了舜,而不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丹朱,从此开“禅让”之风。但是,东汉末年的“禅让”已经演变成欺世盗名者的幌子和障眼法,实质上是在抢夺皇位。曹操在世时,“挟天子以令诸侯”,把天子汉献帝刘协的位置架空,使之犹如傀儡;但曹操在世时,还不敢直接推翻刘姓王朝来自己当皇帝,到了他儿子曹丕继承曹操的魏王、刘汉王朝的丞相位置后,于东汉延康元年(220年)以“禅让”之名,威逼汉献帝刘协退位。汉献帝只好下“禅让”诏书,并被降职为“山阳公”。

  据《资治通鉴》卷六十九“文帝黄初二年(221年)”记载,当时由于交通信息不畅,蜀地传言,说汉献帝刘协已经遇害,于是,刘备在蜀中主动为刘协发丧制服,谥号刘协为“孝愍皇帝”。当时群下竟言符瑞,劝刘备接过汉家正统,称尊号,自己当皇帝。不过,也有反对这样做的人。据《三国志》卷四十一《费诗传》记载,费诗上疏刘备,指责道:“殿下以曹操父子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刘备见了这份上疏,很是不高兴,将费诗降职,由司马左迁为永昌郡从事。

  公元221年四月,刘备在成都武担山之南,向天下昭告自己为皇帝,主动接过刘姓汉王朝大旗,国号仍然为“汉”,行皇帝职权,大赦天下,改元“章武”。应该说,刘备这一着棋下得非常高明,彻底打破了曹魏政权代汉而立的企图,意在向世人宣告:刘姓汉家王朝没有灭亡!刘备的章武元年(221年)也就是魏曹丕政权的黄初二年。如果从刘姓皇家正统来看,汉献帝是公元220年被迫“禅让”给曹丕,刘备于公元221年即第二年(仅隔几个月时间)就向世人宣告:他是新的刘姓汉家皇帝,即“昭烈帝”。刘姓汉王朝的皇脉没有断,由刘备给绍续上了。

  曹丕代汉,被定性为是臣对主的“篡位”,不是正常的“汉帝禅位”,不属“正统”范畴。一直到公元263年,司马昭率领魏军击败了季汉军队,将季汉后主刘禅带到了洛阳,这才是“汉亡”的真正标志。“汉亡而晋始兴”。公元265年,相隔不到一年,司马氏晋王朝正式建立,实现了封建王朝政权更迭和华夏“正统”的延续。到了公元280年,晋灭东吴,再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华夏一统。

  习凿齿“汉晋正统”观对此前问世的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的写史方法进行了纠偏,坚持以刘姓“季汉”政权为正统,坚持认为晋王朝继承的应是刘汉王朝政权,而不是曹魏政权,使司马氏建立的晋王朝进入到了封建王朝“正统”系列。

  我们再来理清“季汉”王朝与曹魏、孙吴政权的关系。

  《晋书·陈寿传》载:“(寿)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陈寿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病逝,尚书郞范頵等上书认为:《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朝廷命河南尹、洛阳令就其家抄写其书,《三国志》由此传播开来。

  《三国志》从体例上看是分《魏志》《蜀志》《吴志》三部分,最初是各自成书,以单行本在社会上流行,一直到了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才合为一书。《三国志》以魏为主,帝魏而主蜀、吴。

  陈寿为何要将《三国志》定位为以魏为正统?这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有关。陈寿在蜀地生活了三十年,在曹魏生活了三年,在西晋生活了三十年,他在西晋统一全国后的时代背景下思考总结历史,便不得不考虑到当今王朝晋是由曹魏政权“禅让”而来的史实,因为他也不可能预料到将来会出现“晋室南迁”、晋室分为西晋和东晋。为了强调晋室的正统性,就必然要考虑到司马氏政权是从曹魏政权“禅让”而来的合理性,所以,他肯定曹魏政权是“正统”也就是肯定了晋朝政权是“正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定位,他在撰写《三国志》时,为魏国奠基者曹操及魏国的历代国君立“纪”,让他们享受帝王待遇;对蜀、吴的君主则采取降规格的立“传”;曹魏的君主称“帝”,蜀、吴的君主称“主”;曹魏君主之死称“崩”,蜀汉君主之死称“殂”,孙吴君主之死称“薨”。在年号上,在《魏书》中,对蜀、吴君主即位称帝皆不标年号,而在《蜀书》《吴书》中,蜀、吴君主即位,则必记魏的年号。与此同时,对曹氏篡汉、司马氏篡弑代魏的行为进行百般回护,冠以“禅让”美誉进行描述;相反,对刘备称帝,国号为“汉”不以“汉国”来称,而以其地处蜀地来称其为“蜀国”。

  《三国志》问世后,流传很广,赞誉颇多,但一些目光敏锐的士人们已经感觉到这本书的负面效应:它将会助长那些朝廷权臣们拥兵自重、觊觎非望、弑君夺权风气,对社会安定将造成不良影响。除习凿齿外,袁宏、范晔等人都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袁宏与习凿齿同时代,在其所撰《后汉纪》中指出:“魏之讨乱,实因斯资,旌旗所指,则以伐罪为名,爵赏所加,则以辅顺为首。然则刘氏之德未泯,忠义之徒未尽,何言其亡也?汉苟未亡,则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实,而冒揖让之名,因辅弼之功而当代德之号,欲比德尧、舜,岂不诬哉!”彻底否定了曹魏代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后汉纪》的末尾不结束于曹丕篡汉的公元220年,而是以“明年,刘备自立为天子”作结,即将公元221年由刘备建立的“季汉”政权与公元25年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实现无缝对接,其史家之良苦用心是十分明晰的。后来的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在撰《后汉书》时,坚持据事直书,对《三国志》中一些不妥的提法进行了纠偏反拨。

  由此可见,习凿齿撰《汉晋春秋》,除了有为晋室争名分、扼制桓温觊觎东晋政权野心等政治目的外,也对当时的史学研究另辟蹊径做了表率。

  事实上,陈寿《三国志》中已经出现了“季汉”字样。

  《三国志》卷四十五《蜀书·杨戏传》载:杨戏于延熙四年(241年)著《季汉辅臣赞》,直接点明“季汉”,其中的《赞昭烈皇帝》中有曰:“自我中汉之末,王纲弃柄,雄豪并起,役殷难结,生人塗地”,“世主”刘备“感而虑之”,南征北战,终于“能承高祖之始兆,复皇汉之宗祀也。”明确指出“季汉”政权的正统地位是来源于“中汉”即“东汉”王朝。

  另外,自刘备称帝、国号仍为“汉”以后,在外交上也是得到了当时“国际”上的承认。《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第二》载,黄龙元年(229年)夏四月,孙权自封为东吴国皇帝后,季汉派卫尉陈震来祝贺,双方结盟的盟词中有:“今日灭(曹)叡,禽(擒)其徒党,非汉与吴,将复谁任?……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勠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在这段盟词中,分明是“汉”与“吴”之结盟,而非“蜀”与“吴”在结盟,说明“季汉”在当时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认同了的。

  在《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中,也直接出现了“季汉”二字。诸葛亮死后,刘禅下诏策,其中有曰:“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再次说明,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当时人们已经将刘备在蜀地建立的“季汉”政权作为刘姓汉家王朝的延续来看待了,陈寿也已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种事实。

  刘备自公元221年在蜀地绍建“季汉”王朝后,这个刘姓王朝一直到公元263年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前后达43年之久。“季汉”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始终号“汉”,未可再称“蜀汉”也。

  《汉晋春秋》矫正了《三国志》帝魏系统,以刘备建立之季汉绍续汉统,使刘邦建立的“西汉”——刘秀建立的“东汉”(亦称“后汉”、“中汉”)——刘备建立的“季汉”政权一脉相承,中间虽然出现“高后”吕雉执政8年、王莽“新”政权15年,但不影响人们对汉王朝西汉、东汉、季汉一脉相承的认识。公元263年,后主刘禅移居魏国都城洛阳,季汉政权灭亡,刘姓汉王朝政权才算真正结束。从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汉王朝起,至公元263年季汉灭亡,刘姓汉家王朝“三起三落”,前后历时达454年之久。

  再次,我们来认识一下曹操与“三国”究竟有没有关系。

  曹操生前一直是以汉王朝丞相、魏王的身份对外,代表汉王朝朝廷出征打仗。尽管他被人们指骂为“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吴书·周瑜传》)但他本身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帝王朝廷,而是一位长期为天子汉献帝刘协“打工”的“马仔”。

  《汉晋春秋》卷一后汉之“献帝建安元年(196)”载:曹操“挟持”汉献帝将都城从洛阳迁到许昌后,将皇帝的侍卫全部换成自己的人,议郎赵彦“为帝陈言时策”,即为皇帝说了两句话,后被曹操“恶而杀之”;原先跟随在汉献帝身边的一些侍从们,也先后大都被曹操杀害。对此,年轻的汉献帝十分生气,在一次曹操到宫廷向汉献帝请示汇报时,汉献帝“不任其忿”,对曹操大发其火:“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意思是说:你能辅佐我则好,如果不能,就请你把权力交出来。曹操当时吓得“失色,俯仰求出”。他再看看现场左右,自己早已被执刀的虎贲们挟围着,吓得“汗流洽背”,赶快溜之大吉。狡猾的曹操害怕汉献帝真的要拿他人头,尽管他把女儿也许配给了皇上,但从此以后,“不敢复朝请”,再也不向汉献帝禀报了。仅从这一点足可见出,曹操这个“马仔”还是对汉献帝存在畏惧心理的。

  又据《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曹操被汉献帝下诏封为“魏公”,加九锡,建魏国,定国都于邺城,拥有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之地,同意“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汉献帝对曹操的封赏,如同当年吴王刘濞被汉高祖刘邦封为吴国的国王“吴王”一样,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从此,曹操又以刘汉朝廷的丞相、魏王、魏公的身份,经常出征讨伐各路反政府武装。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一直到公元213年才有了属于自己的诸侯国“魏国”,而著名的“赤壁”大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而此时的刘备、孙权都还没有正式建国。后人一提起曹、刘、孙的赤壁大战,常常把5年后曹操才拥有的诸侯国魏国与汉王朝混为一谈,乃至于误以为那时就有“三国”了。赤壁大战,实为曹操率领的国家政府军队与孙、刘的地方反政府武装进行的一次搏杀,用今天的眼光审视,它没有任何正能量可言!

  公元220年,曹操去世,曹丕当年称帝。对此事反映最敏感的就是刘备及诸葛亮等同僚们。为了使汉家“神器”不落入旁人之手,作为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必须担起“以纂二祖,绍嗣昭穆”的皇家重任,所以紧接曹丕称帝之后的公元221年,刘备就在成都的武担山宣誓就职登基,自己来当汉朝皇帝,国号仍为“汉”。刘备通过这种隔空对接的方法,终于把刘汉王朝的血脉给绍续上了,在正统与血统理论上讲,确实是从曹家人的手里又“抢”过来了。

  就在刘备宣布自己当汉王朝皇帝的时候,曹丕于黄初二年(221年)十一月以魏皇帝的身份,册封孙权为“吴王”,建立“吴国”,国都在湖北武昌(原鄂州)。此时的“吴国”是隶属于曹魏王朝的,与刘备的“季汉”王朝不在同一个系列,“吴国”属“二级”诸侯国,犹如当年汉献帝封给曹操的“魏国”。所以,此时的华夏版图上,出现的是以曹丕为首的曹魏政权与以刘备为首的刘汉政权“二主并峙”局面。

  到了黄龙元年(229年),孙权在武昌登基称帝,改年号为“黄龙”。这时,季汉王朝已由刘禅执政,特意派卫尉陈震前来祝贺。也就在这一次,“权乃参(三)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兗、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对曹魏政权的所谓“九州”进行重新瓜分。同年九月,孙权迁都建业(今南京市)。

  由此可见,“三分天下”是由孙权于公元229年率先提出来的,真正意义上的“三国”时代应该从此时算起。而此时的曹操,已经离开人世间将近10年了。曹操在世时,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三国”格局。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以公元221年刘备建立的季汉政权为正统,这就将公元220年由曹丕建立的曹魏政权、公元229年由孙权建立的孙吴政权统统置于“僭伪”地步,也从另一个角度彻底否定了所谓“三国”鼎立的存在。

  由于“天子”概念在后世不断淡化,诸侯“方国”的概念逐渐取代天子的“一统”江山,因此,“国”的概念在膨涨起来,为人们所容易接受,“三国”,本来是属于汉天子下的“三国”,但汉天子萎缩了,“三国”却留在了人们心目中,“三国”故事在民间不断传播。这种现象,至迟在唐代末年即已通过“说书”形式,在民间口口相传。唐代大诗人李商隐《骄儿诗》中有:“或谑张飞胡(大胡子),或笑邓艾吃(口吃)”诗句。其传播的口径基本上是按照《汉晋春秋》的“尊刘抑曹”“正统”观来演绎的。苏轼《东坡志林》卷一有《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其中有云:“涂巷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则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则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三国故事按照习凿齿的史学口径在民间广泛传播,也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对话本、小说、民间戏曲表演等文学艺术创作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催生作用。宋代出现的《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元代出现的杂剧,直到明代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都是在习凿齿三国“正统”观影响下、走的“尊刘抑曹”传播路线。其影响一直到今天,尤其是在戏曲舞台上,曹操的扮相永远是花脸“白色”的奸臣面孔。但是,“三国演义”是文学范畴,我们永远不能把它作为“信史”来读、来信。

标签:季汉;三国
责编:李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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