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发来一张作品发表统计表，我填到“等级”那栏，笔停了。扬子江文萃算什么级别？国家级？省级？市级？表格上没它的位置。

一个填不出“级别”的公众号，正在重新定义文学的坐标。

一

初识扬子江文萃，只是顺手点个关注。隔几天点开一次，又隔几天再点开。不知从哪天起，清晨六点半翻它的推送，成了雷打不动的习惯。

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翻当天的推送。读完正文，再翻评论区。评论区比正文热闹。一个人说“我想起了我妈”，底下跟一排“我也是”；一个人说“我哭了”，底下涌来十几条“别哭，我们都懂”。翻到眼皮发沉，手机砸在脸上，才舍得放下。

后来读到主编翟明的一句话：“让文学从‘天际线’落到‘地平线’。”不架在空中，铺在地上。踩上去，是实的。

扬子江文萃九个字：非虚构、接地气、抒真情。不设门槛，但门槛比任何刊物都高。每天几百篇来稿只选一篇。主编说：“不唯身份、不唯资历、不唯地域、只唯质量。”

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马利是首届扬子江散文奖的评委之一，她说：“那些能够直抵人心的动人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源于生活、来自基层。”

文萃上的作者，什么人都有。工人写车间，农民写庄稼，退休干部写日子，家庭主妇写菜价涨了三毛。署名后头没有“作家”两个字，只有一张活生生的照片——卖菜的、开店的、种地的，脸朝镜头笑着。

二

泰州有个馄饨店店主叫常玫瑰，53岁，初中毕业。18岁去东北打工，后来为了陪女儿读书，回老家开了这家店。不到二十平米，煮馄饨的间隙握笔。指甲缝里的面粉还没洗掉，已经攒了上百篇稿子。第一篇被看见的叫《小草也开花》。

2025年12月，里下河文学研讨会。中国作协副主席毕飞宇正发言，突然停住，扶着话筒问了一句：“常玫瑰来了没有？”一个女人从后排站起来。毕飞宇看了她几秒，说：“常玫瑰，我爱死你了！”全场先是一静，然后是掌声和笑声。她后来对记者说，那一刻“有一种文学新人的羞涩感和普通市民的激动感。”

还有一个农家妇女叫王玉兰，大半辈子种田、跑船、卖菜。翟明称她“女版赵树理”。今年五月，王玉兰出现在中国作协新会员公示名单上。公示那天，她正在帮父亲收油菜籽。她老公在家急得团团转：“王玉兰，你成了中国作协会员，还会跟着我这小保安过日子吗？”

颁奖典礼上，主持人问她加入中国作协有什么变化，她说：“我还是原来的我，该干活还是要干活。我没有变，可是我的老公有了危机感。名单出来那几天，他不停地在家里转圈，一会儿就问我：王玉兰，你以后是不是真的就是中国作协会员了？你这个中国作协会员，以后还会跟着我这个小保安过日子吗？”

王玉兰又说：“尽管加入了中国作协，但我还是那个努力想把日子过好的农家妇女。有倾诉的欲望了，会继续写。但不会硬写。写文章不是我的主业，孝顺双亲，照顾好家庭才是。不能主次不分。”

台上台下的人都笑了。中国作协的名单上有她，收菜籽的田埂上也有她。

还有一位南京农资店主张祖凤，初中文化，写下《卖桃子》，被翟明做了26处修改提示，1543字变成2294字。发表后，周末农资店门口排了队——不是买化肥的，是邻村人捧着手机问：“你就是写桃子的那个？”

三

读得多了，手痒。我给扬子江文萃投了第一篇稿。

2026年3月29日，文章发出来。六千五百字的原稿，发表时剩三千五。说不心疼是假的。读了发表稿，服了。原稿开头近百字，写心情，写铺垫。发表稿第一句：“千里之外来了电话，老岳父90来岁的兄长不行了。掏出手机：一千二百公里，十五小时二十八分。”少了九十个字，力量翻倍。原稿结尾写“太阳斜了”“成为那首歌的韵脚”，发表稿只剩一句：“下山的时候，岳母又回过头，看了一眼岳父所在的山岗。”

我以前总觉得，文章要写得漂亮才算文学。翟明一刀切下去，我才明白——漂亮是衣裳，骨头才是人。他把所有“我觉得是文学”的东西拿掉了，剩下的全是骨头。骨头比肉重。

主编说：“作者写什么，比怎么写重要。编者编什么，比怎么编更重要。”

文章发出后，很多读者加我微信，三个字：“继续写。”

四

有学者将中国文学史梳理为三次里程碑式的运动。唐宋古文运动解决“写什么”，新文化运动解决“用什么写”，当下蓬勃的新大众文艺，直面“由谁来写”。

五百年前，盐丁王艮拜入王阳明门下，把心学带回泰州，对不识字的人说：你们一样可以悟道。他说：“百姓日用即道。”

五百年后，这话在泰州落了地。

泰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飞在颁奖典礼上说：“泰州是一座藏着烟火、藏着风骨、藏着故事的城市，众人皆提笔、随处见素材，寻常日子里铺陈着动人的文字。”

我在贵州修文住了多年，那里是王阳明悟道的龙场。一直没真正读懂阳明先生。是泰州，是扬子江文萃，让我醒了。看见馄饨店里的热气，看见收菜籽时的喘息，看见盲文稿上指尖的移动。这些文字里没有一句“道”，但每句都是道。

2025年3月，《扬子江文萃》丛书出版。2026年4月底，首届年度散文奖揭晓，20篇获奖。开号两年，投稿来自29个省区市，18000多篇。人民网、新华网、人民政协网、交汇点先后报道。《群众》杂志说，它将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哲思“演绎出了时代新篇”。毕飞宇说：“扬子江文萃让我看到了文学最初的样貌——不是为了发表，是为了不让心里的话烂掉。”

五

7月25日，北京，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19层1号演播大厅。首届扬子江散文奖颁奖典礼。我坐在第二排靠边的位置上。

七个瞬间，像七束光，齐刷刷地照在了我坐的那个位置。

盲人朗读者高梓涵大学毕业后创建“全国盲人朗读者集结地·明珠朗读”。她被邀请到现场，朗读了包红霞的获奖作品《额头相抵》，读完之后她说：“红霞姐，能让我抱抱你吗？”那个抱着病体从甘南舟曲辗转十几个小时来到北京领奖的包红霞缓步走上台，两个人抱在一起，全场泪目。

王利琴替去世的哥哥王忠领奖。她说王忠十六岁那年第一次进城，兜里只有十块钱，买了一本汪曾祺散文集，徒步八十里走回家，满脚血泡。王忠临终前说：“身体是借来的，文字才是自己的。身体还回去了，文字替你活着！”医生说王忠只有两个月生存期，他撑了十三个月，没有等到散文奖揭晓。

贵州铜仁的邓有民说：“第一次读到扬子江文萃的文章，我瞬间的感觉是回家了。”台下所有人都在点头。他说，这种文章古时候有，现在已经很少了，“我要为这种文章助一臂之力！”

西安的王军乐说：“扬子江的文友们都自带光芒，你把额照亮，额也把你照亮。”陕西口音的“额”字一出来，旁边几个人笑了。

西安的刘育汉被媳妇数落过“你和扬子江文萃过吧”，颁奖那天他带媳妇来了北京，因为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

王玉兰站在台上，她说出了老公那句“以后还会跟着我这个小保安过日子吗”，前排有人笑了，笑声里又慢慢静下去。一个女人从泥泞中走到人民日报的舞台中央，她的身后站着一个不安的、却无比骄傲的小保安。

俞恒83岁的母亲从甘肃白银陪他来领奖，站在台上被请说两句，她愣了一下，说：“我儿子获奖了，我很高兴。”

七个字，山岳般沉重，星辰般明亮。

典礼间隙，一个记者找到我。她问：“您住在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地，您怎么看扬子江文萃与阳明心学、泰州学派的关系？”

我说：“我在龙场住了很多年，一直没真正读懂阳明先生。直到遇见扬子江文萃。五百年前，王阳明的学生王艮说百姓日用即道，五百年后扬子江文萃实践着百姓日用即道。道不在书斋里，在馄饨店里，在盲人朗读的声音里，在83岁母亲那句‘我儿子获奖了’里。”

记者采访其他人了，我坐在原位，忽然觉得，这次跨越山海来到北京，好像就为了说这句话。

三年前有人说翟明做的事太理想化。三年后，这件事登上了人民日报演播大厅的舞台。全国注册的公众号四千五百万个，日活一百五十万。走到人民日报舞台中央的，目前只有它一个。

翟明说：“它不是小众文人的自留地，也不是圈层文学的展示牌，它是无数普通人书写自我、放飞自我、安放心灵的精神驿站。”

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郑焱说：“首届扬子江散文奖是对基层写作者的一次集体致敬，也是对新大众文艺发展方向的一次积极探索。”

扬子江药业集团董事长徐浩宇说：“真正的健康是身心的统一。我们希望守护的不仅是生命的长度，还有生命的厚度与温度。”

六

颁奖典礼结束，我们走出大楼。晚风拂面，带着北京夏日余温。江南文化学者、本届评委管云林先生走在前面，旁边是盲人作者封红年，他的手自然地搭在管云林背上，不紧不慢地跟着。另一侧，盲人朗读者高梓涵微微侧头，听着街上的车流与人声，嘴角含着笑。

霓虹灯亮了，大街上人来人往。我在后面走了很久，始终没有追上去，就那么慢慢跟着。三个人，走得不像陌生人，也不像同行者，更像一条河里的三道水流，各自来自不同的源头，在这一段夜色里汇在了一起。

封红年看不见，但他走得稳稳当当。管云林没有刻意放慢脚步，只是自然地让出一只手。高梓涵也看不见，但她微笑着，像知道身边有人。那个画面有一种奇怪的宁静——一个评委、一个盲人作者、一个盲人朗读者，因为文字走到一起，在霓虹灯下并肩而行。

后来管云林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他们当时正在谈常玫瑰。谈她是怎么从馄饨店的灶台边写起，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中国作协的。他们谈得很轻，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我在后面远远地听见几个词，看霓虹灯把他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就是扬子江文萃。有人看得见，有人看不见，但文字让所有人走在了同一条路上。管云林让出一只手臂，不是同情，是同行。

七

重新打开那张作协登记表。“等级”那一栏，我敲了三个字：现象级。

这不是一个等级。这是十万个等待，一万八千篇稿子，一个看不见光的女孩读出的光，一个去世的人留下的文字，一个收完菜籽的农妇说“我还是我”，一个83岁的母亲说“我儿子获奖了”。

四千五百万个公众号里，只有它走到了人民日报的舞台中央。

表格上没有它的位置。

但它自己，就是那个位置。

（作者：任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