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家的诗歌，被前人斥为“语录讲义之押韵者”，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标举“六不选”原则，更以“押韵的文件不选”居首，悬为厉禁，因此，这些诗歌较少被文学研究者纳入视野。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对哲学研究者而言，经典诠释、文章与语录成为探讨理学家思想的核心材料，而诗文特别是诗歌，因为特殊的语言形式与表现方法，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可以说，现代学术的学科疆界使得宋明理学家的诗歌几乎成为文、哲研究中的一个真空地带。当然，这也只是笼统而言，不能一概而论。譬如近代通儒钱穆先生就曾编纂《理学六家诗钞》以期使人领悟日常人生洒落恬淡的境界，近年来古典文学研究者也有《宋明理学与文学》《朱熹文学研究》等论著开始探讨理学与文学的关系，但从哲学思想角度系统阐发宋明理学家诗文意义者则尚不多觏。尚荣先生《性理与辞章：宋明理学家诗文探赜》（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年12月第1版，以下征引本书均随文标注）则继踵前贤，填补了这一空白。值本书印行之际，笔者得以先睹为快，因撰此文，略作绍介。
全书分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引言》综论诗歌的多重功能，强调诗亦可说理，并根据题材和语言形式将说理诗大体分为两类，即“诗化的哲理”与“哲理化的诗”（第4页），并说明在具体讨论中不作严格区分。在此基础上，著者指出，“宋明理学家们的诗文创作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理学视域下的文道关系发展史”（第5页），由此更引出文道关系这一大问题。全书亦基于这两个维度展开。正文共七章，分别讨论“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南宋的朱熹、陆九渊以及明代的王阳明等八家的诗文创作，已囊括宋明理学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每章先简要介绍人物生平与著作情况，交待讨论所依据的版本，此下根据文献材料的多寡，因材制宜，或据诗文主要是诗歌阐发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或根据相关经解、语录梳理理学家的诗文观念特别是文道观念。此外，著者亦不时评点理学家的诗歌创作及其审美价值，时有会心之言。《结语》则总括正文，勾勒理学思想体系下文道关系论从周敦颐到王阳明的种种变化，从而与《引言》呼应。
因为本书主要围绕诗歌展开，而文章相对处于次要地位，故而下文主要从理学家诗歌创作的类型、说理诗的哲学意蕴及其背后的文道关系论三个维度具体介绍本书的研究实绩与研究理念。
一
通观宋明理学家的诗歌创作，在数量上就呈现出极大差异。据著者统计，邵雍诗最多，达1500余首，朱熹次之，所作有745题1200首，王阳明又次之，计663首，都不可谓不多。周敦颐、张载、程颢等作诗均较少，分别为33、16、67首，难与上述三家并论。程颐所作最少，今仅存3首，可谓身体力行了“作文害道”这一观念。因此，即便从数量上，也都能见出理学家对待诗歌乃至文学态度差异之大。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些诗歌？它们是否都是押韵的语录讲义？著者对此展开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大体而言理学家的诗歌可分三类。
一是延续古典诗歌写作脉络的抒情言志之作。作诗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必备的素养，因此理学家特别是一些资性颖异的理学家，也往往能写得一手合乎规矩甚至形成自我风格的诗歌。宋代道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早年被胡铨推荐时就被目为“诗人”，钱锺书先生也说他是“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如果折算一下，将他视为南宋诗坛上的“名家”，应无问题。王阳明诗也颇得后人好评。如钱谦益谓“其俊爽之气往往涌出于行墨之间”，四库馆臣亦谓其诗“秀逸有致”，并认为他“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因此，抛开理学家的身份，他们的诗歌在文学史上也自占有一席之地。对这些作品，自可以文学的眼光欣赏、审视。本书第七章第三节剖析阳明诗超脱无碍的禅意美、活泼生动的语言美以及和谐对仗的形式美，即基于这一角度展开。
当然，不可否认，理学家的诗歌也有很多确为哲学思想的诗化呈现。比如邵雍《击壤集》中的不少作品、朱熹《训蒙绝句》《斋居感兴二十首》以及王阳明晚年所作被王世贞评为“纵谈玄理，伧语错出”的诗歌，都属这类“以诗言理学”的作品。这些诗歌大都语言质朴寡淡，只能说在形式上保留了诗歌的韵律节奏，尚具有极其微弱的形式美感，但从性质上说，主要是敷陈理学思想，与诗歌吟咏性情的本质规定方枘圆凿，而更接近于歌诀、偈颂、章咒，是可视为诗，也可不视为诗的。在这方面，邵雍表现得最为明显。朱熹说：“其骨髓是《皇极经世》，其花草便是诗。”一语破的。本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分别讨论邵雍构建的“皇极经世”的世界观与“以物观物”的认识论，所举《观物吟》《先天吟》《书皇极经世后》等大量《击壤集》中的作品，几乎可以视为《观物内篇》《观物外篇》的韵语式改写。如果用古典诗歌艺术的标准去评价分析，无异于南辕北辙。但换一个角度看，它们正是邵雍哲学思想的流衍与延伸，而探讨这些说理诗背后的思想意蕴，可谓得其环中。
不过，最值得重视的还是融合哲思与诗境的“有理趣而无理障”的诗歌。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当然是强调诗体核心的一种观念，但关理之诗也未尝不可无趣。仍以邵雍诗为例，清人孙原湘云：“康节先生《击壤集》，康节先生《击壤集》，寓《易》理于韵语，所谓俯拾即是，与道大适者。”如本书所举《后园即事三首·其一》《风月吟》等都可见其安乐洒落境界，可堪讽诵。实际上，严羽在《诗体》一节于北宋列五家，将“邵康节体”与东坡、山谷、后山、荆公四体并列，应当也是有见于此，从中发现了“诗化的哲理”，而不是说那些“哲理化的诗”。至于程颢的《春日偶成》《郊行即事》、朱熹的《春日》《观书有感》等，更可视为这类理趣诗的代表。它们在古代就被采入《千家诗》等蒙学课本，且《春日偶成》被置于开卷第一首，地位尤其显赫，在现代有些诗歌也还出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因此传诵极广。钱锺书评价这类诗时说：“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所言最是。这理趣诗不仅是诗苑奇葩，也是理学家思想最为生动活泼的呈现。
本书对这些诗歌也作了相应阐发。限于篇幅，兹仅举一例以见一斑。朱熹《春日偶作》《春日》两首都是有名的七绝。著者指出：“这两首诗从诗的字眼中完全看不出理学的痕迹，但其根本精神与表达的内容，则毫无疑问是纯正的理学。‘千葩万蕊’‘万紫千红’是对花的描写，它们作为春天的代表，是‘万理’，而春天作为‘天理’的代表，则是‘理一’。‘去登临’寻春是去格物致知，一旦‘识得东风面’之后，那万事万物同归一理，便无不是春了。”（第226页）简言之，这两首七绝可视为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具体呈现，而“春”作为“沟通日用与先天的桥梁”，也成为“平常而又具有超越意味的意象”（第227页）。这段分析既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诗歌本身的确切意涵（比如《春日》用“泗水”这一地名虚指孔门，就是因为它并非实写，而是暗寓哲理），又可以使我们对“理一分殊”这一抽象思想有更具象化的感知。可以说，正是基于对哲学思想的熟稔，著者才能从诗文中抉发出其背后的哲学意义，从而加深对这些文本的理解。
二
相较来说，第一、三两类诗歌近年来都涌现出诸多研究成果，本书多有征引。但是第二类诗歌，也就是比较纯粹的理学图式诗，是否就毫无价值了？著者以详尽细密的分析回答了这一问题，举其意义，大端有三。
其一，诗歌有语言形式上的要求，而且便于记诵，有时甚至可以视为理学家思想最为简洁直观的反映。如陆九渊《鹅湖和教授兄韵》以“斯人千古不磨心” 解释作为“超验意义之自觉能力”的“心”，以“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展现对“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种趋向的取舍，正是“陆九渊诗歌所有诗歌中对于他的心学思想表达得最完整的一首”（第267页），也进而成为象山之学的一个标志。又如王阳明正德七年（1512）所作《中秋》一诗，其中“吾心自有光明月”一句，不仅“反映了王阳明超然物外的心境”，更彰显了他“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的观念（第317页）。至于朱熹《训蒙绝句》组诗，仅看《天》《鬼神》《命》《性》《心》《情》《意》等诗题及编次，就可以明了它是对哲学思想的系统化诗体呈现。于此诸篇，著者先细致梳理朱熹哲学理本气末的本体论、心统性情的心性论等核心概念，然后加以论说，从而阐明《训蒙绝句》作为朱熹哲学思想之入门纲领的意义。
其二，理学家的部分思想有时在哲学论著中并未完全呈现，但见于诗歌。如邵雍在《皇极经世》等著作中对宇宙、历史与人生都基于数学展开宏大构建，但对生死观却较少涉及，而这恰恰在诗歌中流露出来。在第三章第四节，著者指出这些诗歌“书写其生活中对生老病死等日常的感悟”，一方面表现去欲、主静、养心的养生观，另一方面阐述洞照先天之心、善处后天之死的死亡观，共同构成邵雍独特的“观化一巡”的生死观。这正是他“与世界‘相照面’时的具身化表现”，“对理解邵雍的整个思想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第153页）。推考其故，大概邵雍也秉承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教谕，往往不直言生死之事，但诗歌吟咏情性，自然而然地会涉及生死这一人生大事，因此这部分诗歌成为其思想的重要补充。再如第五章第四节，著者根据《训蒙绝句》的《仁》《安仁利仁》《君子去仁》等诗指出朱熹将“‘仁’与‘生生’联系在一起，强调生生不穷之意，寻求‘生生之理’”，又据《乐亦在其中》《不改其乐》《曾点》等诗指出朱熹“在‘孔颜之乐’与‘曾点气象’中自得其乐，与道合一，达成悠然用世之境”（第248页），从而拈出朱熹“仁心乐道”的精神追求，弥补了以往朱熹哲学思想的不足。而这些思想为何都以诗歌形式呈现也正耐人寻味。
其三，研究宋明理学家思想的文献材料除了经典诠释之外，往往依赖语录，而语录因出弟子之手，未经思想家本人审定，可能会发生变形、走失原意；更重要的是记录是基于问答的产生，有其特殊语境，而一旦脱离语境，就可能难以明了其意义指向，使人在理解上发生偏差甚至难于明了其意义。陆九渊说：“《论语》中多有无多有无头柄的说话，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类，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学而时习之，不知时习者何事。”即有见于此。实际上，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如《河南程氏遗书》《朱子语类》《象山语录》等也正有类似问题，研究者如将这些在一时一地针对一人的具体言论上升为系统性观念，难免有不尽妥帖之处。相形之下，诗文出自理学家之手，有时反倒更能展现他本人成型的思考。至于陆九渊则更为特别。著者指出：“在象山讲学期间，陆九渊将孔子之诗教传统大加发扬，常与门人弟子在应天山的山水之中抚琴吟诗，感受曾点气象。这一点，是陆学的特色所在。陆九渊本就主张‘不立文字’，今日研究陆九渊哲学的材料，传统上以陆九渊的书信和学生所记语录为主，这其实不符合陆九渊本人的主张。因为在陆九渊看来，他的诗教氛围和言传身教才是真正精义所在，若抛开这一点而只钻研其文字材料，便是他所明确反对过的‘寻行数墨’，想来他是不会赞成的。”（第299页）堪称探本之论。
由上可见，这些被文学研究者弃置如敝屣的说理诗，如果将视角转到哲学角度，就可以发现它们同样具有多方面的价值。相信经由本书的阐述，宋明理学家的诗歌会更引起哲学研究者的重视。
三
上文已经提及，理学家诗作的数量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邵雍作诗甚夥，而张载、程颐则诗作寥寥，这与他们的诗文观念密切相关。穷根究底，“文道关系”尤为其间一大关节。著者对上述问题也细加梳理，通过诗文创作探察其背后蕴藏的文道观念，并进一步追溯这些诗文观念的哲学基础，从而突破文学批评史与哲学史的壁垒，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揭示其意义。
粗略而言，北宋五子中，周敦颐、程颢、邵雍等人的诗文观念颇有相近处，诸家的理想境界中“乐”字都居于相当醒目的位置。周敦颐令人“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著者指出“为儒学增添了人格美和精神境界的内容”，遂“成为原始儒学与宋明新儒家的重要区分标志之一”（第45页）而在他的诗中正经常可见“乐”字，如“吾乐盖易足”“久厌尘坌乐静元”“东风放牧出长坡，谁识阿童乐趣多”，著者指出这种“闲适观照中的心灵之乐”，“正是其孔颜乐处精神境界的体现”（第35页），信然。程颢在这方面直接继承了周敦颐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又明确引入曾皙之乐描绘人生的诗境。他说“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之意”，又解释道“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这使得孔、颜之乐与曾点之乐成为乐境的两大支柱。因此，他也能够在诗中以雪月风花为义理意象，以孔颜乐处为精神寄托，复以待物观物为精神追求，最后展现出天理自然的诗文观（第186—206页）。
邵雍则将乐区分为人世之乐、名教之乐、观物之乐三层，以观物之乐为最高境界，而重视乐境也直接反映到他的诗歌创作中。朱熹对他屡屡言乐深致不满：“篇篇只管说乐，次第乐得来厌了。”这正从反面揭示了“乐”在邵雍诗歌与思想的关键地位。著者进一步指出：“邵雍的诗歌中多次出现‘闲’‘狂’‘乐’等字眼，且自称为‘无事客’‘无事人’，这正是其无羁无绊、无拘无忌、无所牵扰、无所滞碍的洒落境界的标志之一。”（第161页）此外，邵雍为人亦兼具道家气象。如其《川上观鱼》末云：“因思濠上乐，旷达是庄周。”知鱼之乐，正用《庄子·秋水》之典。这大概邵雍有别于其他理学家的特殊之处。实际上，曾点之乐亦与庄老境界相通。朱熹说：“夫子与点，以其无所系著，无所作为，皆天理之流行……如今人见学者议论拘滞，忽有一个说得索性快活，亦须喜之。然未见得其做事时如何。若只如此忽略，恐却是病，其流即庄老耳。”这正对程颐所说“曾皙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这部分内容的发挥。
而不论孔颜之乐、曾点之乐还是知鱼之乐，都与诗歌“吟咏情性”的核心功能一脉相通。这就使得周敦颐、程颢、邵雍等人基于文道一致的观念将诗文视为“道”的自然流露，至少不排斥诗文写作，甚或大量从事诗歌创作，虽然有时他们的语言平淡自然得枯槁乏味。附带提及，陆九渊主张“一笑咏而归，千载应可尚”，并“以诗为教，通过诗歌启发心灵，以讲明新儒学之要旨”（第292页）；王阳明说“吾道有至乐，富贵真浮埃。若时乘大化，勿愧点与回”，在讲学传道中“追求‘曾点气象’”（第315页），也大体可作如是观，兹不赘述。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程颐对学者从事诗文创作的彻底否定。他认为：“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因此他“明确地肯定‘作文害道’说”（第172页）。朱熹认同程颐“作文害道”的观念，但提出“文从道出”的观念，对割裂文、道做了适当调和。著者认为，这一文道观“是对周敦颐‘文以载道’与程颐‘作文害道’文道观的进一步修正，他并不是要完全抛弃诗文的文学价值，而是不将其作为根本的追求”（第214页）。这些散见全书的讨论，在《结语》中有要言不烦的概括。简言之，著者认为这一从周敦颐开始的重道轻文大前提下产生的文道关系论至王阳明“已充分展开了其各种逻辑可能性”（第350页）。执此回视，可对宋明理学家的文道观的讨论有深切的了解，上文不过据著者所论略陈梗概而已。
对于文学研究者，本书对理学家诗文观的论述还有另一重价值。著者指出：“中国古代的诗论从未脱离中国哲学思想而存在。”(第91页)此言甚是。这在第二章对张载诗论的剖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著者说：“张载诗论以其哲学思想为依据，想要清晰地把握张载诗论形成的脉络，就要从其理学思想开始讨论。”（第62页）因此，著者先梳理了张载理学思想的架构，“在张载看来，性有两种，即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对应诗而言自然也有两种，虽然张载没有明确命名，但我们不妨将其称为平易之诗与艰险之诗”，而“从天地之性到平易之诗，从气质之性到艰险之诗”，张载“用‘志’与‘意’的差异补完了其逻辑链条”（第78页）。进而言之，“据从天地之性到‘志’再到平易之诗的逻辑，自然可以推出张载‘平易求诗’的诗歌理解论，其中包含的判断是‘志本平易’与‘义理本平易’。”（第82页）因此，本书将张载的诗文观概括为“平易求诗”的诗歌理解方式、“志至诗至”的诗歌创作过程观、“诗言义理”的诗歌创作内容观以及“诗尚直写”的诗歌创作技巧观四个方面（第53页），并指出“此四者是一以贯之的，是张载的诗学理念在不同层面的表述”(第61页)。这就立足于理学家的思想，探赜索隐，勾勒出其诗文观中内在的逻辑链条与理论体系。仅就文学批评史研究而言，也是一个极佳的示范。
此外，笔者还想再略述阅读时的感受。笔者在跟随著者的思路前行时，偶尔生出疑问，当此之时，就暂停作一笺记，而紧接着就会读到著者对上述疑问的分析，有时并无疑问，但因著者的剖析而方察觉其间隐藏的罅隙。虽然因为辨析哲学概念，不得不花费较多笔墨，但总体而言，仍深感本书结构之整饬、逻辑之严密与思力之敏锐。又凡遇佳作，著者亦每自书之，这些书法既为全书增色，也给读者以有效提示。
四
因为所受学术训练的不同，笔者也从文学角度发现一些可以补正之处，兹略举数端，以求教于著者与读者。
一是诗歌作者有一处失考。第一章第二节引周敦颐《宿大林寺》诗（第23页），颈联“温泉喧古洞，晚磬度危楼”，讲究炼字，情调亦较幽寂，颇与晚唐姚合、贾岛一路相近，而与周敦颐的淡雅诗风较远。检周敦颐《彭推官诗序》，此诗当题为《宿崇圣院》，系北宋吉州庐陵人彭应求所作。周敦颐在途经渝州温泉寺时，偶见此诗，因此抄录下来，寄赠彭应求之子彭思永，而思永又请周敦颐为作短序，并将诗、序付诸刻石。因为这层关系，此诗遂误入周敦颐集，诗题亦发生讹误。有鉴于此，这节论述宜调整。
二是有些诗歌解释似有不确处。周敦颐《石塘桥晚钓》云：“肯为爵禄重，白发犹羁縻。”本书谓“（周敦颐）内心还是一直想回到家乡，返回官场，为民请命，承担起爵禄的重量，只不过现在已被满头白发所束缚”，并察觉到“这似乎与他所提倡的‘无欲故静’自相矛盾”（第27页）。按：此处“肯”用反训，即岂肯之意，周敦颐所说正是不肯因为爵禄，就舍弃眼下的归隐，不愿年老仍然在宦海中羁留，因此并不矛盾。又邵雍《安乐窝中吟·其九》云：“儒风一变至于道，和气四时长若春。”本书谓：“邵雍言其安乐窝中一团和气，仿若春日气象，由是将儒风转为道家气度。”（第139页）按：上句应用《论语·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之典，“道”不宜理解为道家。再程颐《闻舅氏侯无可应辟南征》，本书以为是“七言律诗”（第183页）。按：验之诗律，当为七言古诗。
三是对某些诗歌的语句尚可从古典诗歌中找到渊源。自宋以来，陶渊明、杜甫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典范，理学家作诗造语也时常会取资于此。周敦颐《题瀼溪书堂》“隐几看云岑”（第17页），“云岑”出于陶诗《归鸟》“近憩云岑”。陆九渊《送勾熙载赴浙西盐》：“送君无杂言，当不负所学。”（第288页）上句用陶诗《归园田居·其二》“相见无杂言”。《疏山道中》：“离怀付西江，归心薄东岭。”（第298页）亦用陶诗《杂诗·其二》“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句法。周敦颐《任所寄乡关故旧》：“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第15页）令人想到杜诗《登高》“潦倒新停浊酒杯”之句以及《客至》“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一联。程颢《郊行即事》：“莫辞盏酒十分醉，只恐风花一片飞。”化用杜诗《曲江二首·其一》“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数句语意。而且，这一现象除了可以从注释语典的角度着眼之外，更可从对“道”的认同这方面展开。如邵雍《影论吟》“性在体内，影在形外。性往体随，形行影会”等语（第123页），应当源自陶诗《形影神》三首。王阳明《赠黄太守澍》：“淡然穹壤内，容膝皆吾庐。”（第315页）后句综合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审容膝之易安”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吾亦爱吾庐”两语。陆九渊说：“李白、杜甫、陶渊明皆有志于吾道。”此语殊堪玩味。理学家之所以时常化用陶、杜之诗，一方面是欣赏他们的语言，另一方面也觉察到他们的诗歌的理想境界同样承载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在这一层面上，理学家也能认识到他们的价值，甚至认同他们。“文以载道”，其亦见于斯乎？
当然，上述问题正是突破学科壁垒时所易出现的，也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更让人感佩著者力图全面理解宋明理学家思想的用心。
总之，本书秉持文哲贯通的研究蕲向，从诗文切入窥测宋明理学，呈现出性理与辞章的同构关系，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宋明理学家的哲学思想及其文学批评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窗口。在《结语》中，著者自述“将继续深化对宋明理学、诗学及理学家诗文”（第351页）的研究，若作一推测，可能如真德秀等宋代理学家以及陈献章、庄昶等明代理学家的诗文也已在著者的后续研究计划中，而这是包括笔者在内的读者所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