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湛先生（1946年1月9日—2026年8月10日），江苏南通人，历任教育部副部长、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他是官员，更是学者；于我而言，他既是引我问学求真、躬行实践的经师，更是教我立身行事、担当尽责的人师。先生一生建树，远不止于职业教育一域；这里记述的，仅是我与先生接触中的所见所感。纵观先生一生对职业教育的深思与躬行，我以为最贴切的评价莫过于——先生就是当代职业教育思想的一座高峰。先生的思想，生长于课堂，落脚于民生，自有“大先生”的风范。
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贯通历史与未来、理念与实践、宏观与微观，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以历史观回答“从何来”，以发展观回答“往何处”，以课程观回答“教什么”，以教学观回答“怎么教”，以育人观回答“育何人”。五问环环相扣，五观相生相成，而其灵魂只在“立人”：前四观为育人立根、定向、绘图、辟路，育人观则是五观的共同旨归。五观浑然一体——这正是先生职业教育思想的精神图谱。循此五观读先生，读到的不只是思想，更是风范。
“从何来”：知所从来、亲为治史的历史观
先生治教，首重治史。2023年，在我主持的江苏省社科基金文脉研究专项“江苏职业教育史”开题活动上，先生亲临指导，殷殷叮嘱：要以大历史观纵览江苏职业教育的百年演变；要大写、特写江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职业教育；要写好北宋胡瑗的“分斋教学”，写好张謇、黄炎培、陶行知等近代职业教育先驱的思想及其历史贡献；写史要把握“一轴”——职业教育概念的流变，扣住“三线”——技术主线、思想主线、制度主线。寥寥数语，纲举目张，为一部地方职业教育通史立起了骨架与灵魂。
尤为难得的是，先生不仅是修史的倡导者、指导者，更是身体力行的治史者。2024年11月12日，在南通举行的纪念女工传习所创办110周年暨张謇职业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上，先生以《高峰风采——从南通女工传习所看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及其在职业教育史上的地位》为题作主旨演讲，一篇三十页的讲稿皆亲笔写就，会后由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全文刊发。这篇报告从女工传习所这个小切口进入，以大视角展现张謇的创举与思想；从张謇的著作、书信到南通方志、报刊，广搜博采，将零散史料串联成完整的证据链，点面结合、史论结合，为职业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在这篇报告的结尾，先生动情地说：“张謇作为中国最后的大儒之一，以舍身饲虎、‘此后之皮骨心血，当为世界牺牲’之精神，呕心沥血兴教办学。他个人和家族为职业教育投入经费之巨、耗费精力之大，令人惊叹，令人敬仰。前无古人，后能有来者乎？巍巍乎高哉！浩浩然伟哉！”史识与情怀交融，体现了先生治史的深厚功力。
先生的历史观昭示我们：职业教育不是无源之水，唯有把当下的改革置于百年职业教育演进的纵深中去理解，知其所从来，方能明其所将往。历史思维，是先生职业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开题会上那番提纲挈领的叮嘱，至今言犹在耳。先生教给我们的，不只是治史的方法，更是治学的严谨与为人的敬畏。
“往何处”：以就业为导向、以民生为本的发展观
先生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积极倡导和推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发展方针，促进了新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办学思想的转变。
回望世纪之交，高等教育加快迈向大众化，“普高热”持续升温，职业教育一度生源萎缩、办学困顿，“职业教育还要不要办、朝着什么方向办”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关口，“以就业为导向”破题而出，把职业教育从学科体系的自我循环中解放出来，把办学逻辑从“学校想教什么”转向“社会需要什么、学生靠什么立足”，为徘徊中的职业教育廓清了方向、稳住了阵脚。
这一方针看似平实，实则深刻：它把职业教育的立足点牢牢放在人的生计与发展上，放在经济社会的需求上。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面向民生的教育，其生命力全在于与产业发展相适应、与市场需求相呼应。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职业教育回归“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本义，办学方向由此廓清。先生在《高峰风采》演讲报告中概括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第一条便是“民生为本”——“张謇办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首先着眼于民生”；并指出“‘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职业教育必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是张謇职业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他办学遵循的准则”。“以就业为导向”与这条从历史深处提炼出的规律一脉相承，至今仍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遵循。
更深一层看，“以就业为导向”标注的是职业教育的人民立场。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尊严之始；让青年凭借一技之长立身立业，让万千普通家庭的孩子经由职业教育改变命运，正是最大、最实的教育公平。从黄炎培先生百年前的振臂高呼，到新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战略部署，先生的这一主张，上承职业教育的优良传统，下启改革发展的前行方向。方向既明，中国职业教育由此走出低谷，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以就业为导向”也成为一笔历久弥新的思想财富。作为长期在职业教育战线工作的亲历者，回望来路，我深知这六个字当年的分量：它让职业教育挺直了腰杆，让无数职教人在迷惘中找准了坐标。这份面向民生的教育情怀，至今仍启迪着职教改革。
“教什么”：立人为先、励能为要的课程观
思想若不进入课程，终是空中楼阁；课程若不归于育人，便成无本之木。在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中，课程观居于枢纽之位：向上承载教育思想，向下规范教学实施，最具体、最扎实，也最能体现先生理论视野与实践品格的统一。
特殊的岗位经历，使先生能够贯通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两个领域思考课程问题。作为教育部副部长，他对两类课程改革均有深入研究和系统谋划，并主导我国基础教育第八轮课程改革。2001年部署改革时，先生强调，课程改革是牵动培养目标、课程结构、课程标准、教学实施、教材建设、评价体系和师资培训的系统工程。此后，他始终将课程视为教育改革的核心载体，认为课程集中体现教育思想与教育观念，是实现培养目标、组织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课程建设还应在知识学习中涵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先生认为：“一个国家实施什么课程以及如何实施课程，反映了这个国家想培养什么样的一代人，决定了能培养什么样的一代人。”他还强调：“课程方案不能跟着考试走，要跟着育人走。”这些论述揭示了其课程观的核心：课程连接教育思想与人才培养，承载着“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任务。
先生的课程观从不悬空，而是化为可操作、可推广的行动方案。2004年，他由教育部副部长转任江苏省副省长，分管教育，随即部署江苏率先启动职业教育课程改革。2005年，《江苏省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行动计划》印发，确立“研究先行、点上试验、面上推广”的路径，提出建设“以能力为本位、以职业实践为主线、以项目课程为主体”的专业课程体系；全省遴选100所实验学校、200个专业实验点，推动改革由试点推及全省。我当时在江苏省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研究所、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工作，亲历其间，懂得了什么叫“思想者”的落地功夫，什么叫“大先生”的务实担当。
就职业教育而言，先生强调课程服务学生安身立命，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先生在《高峰风采》中评析女工传习所时，肯定其除刺绣专业课外，还开设国语、算术、图画、写字、素描、色彩和家政等课程，彰显完整育人的追求。先生指出，职业教育应在训练学生掌握技能的同时培养职业综合素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上是相通的。职业逻辑与育人逻辑相统一，技能习得与人格养成相贯通，这正是他对职业教育“教什么”的深层回答。
尤其令人感佩的是，先生对课程教材事业的牵挂至老不渝。退出领导岗位后，他并未停下育人的脚步，受命担任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挑起统筹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建设的重担：从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审议修订，到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组织修订，再到统编教材的审查把关，协调化解课程教材建设中的诸多难题。2016年就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审查接受媒体采访时，他鲜明提出要把好“政治关、理念关、科学关”；2018年在江苏所作的课程改革报告中，他又叮嘱要“增强课程意识，提高课程的执行力、建设力和领导力”。先生在住院治疗期间，依然笔耕不辍，把他对中国教育的毕生思考整理成六十七万字的专著《大道足音——建设教育强国若干重点工作的思考与实践》。从课程改革到教材建设，再到学术著述，课程二字贯穿了先生教育生涯的始终——思想因课程而落地，育人因课程而可期。病榻之上，先生仍不忘教育的初心，以病房为书房的身影，正是“大先生”的风范写照。
“怎么教”：以质立教、知行并进的教学观
先生的教学观，是从课堂里走出来的思想。在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中，如果说课程观回答“教什么、学什么”，教学观则回答“怎么教、怎样学”；它的根，扎在先生早年九年的中学讲台上。1969年至1978年，先生先后在黑龙江东京城林业局子弟中学、江苏如皋县龙舌中学任教，从北大荒的林区课堂到苏中的乡村讲台，他在最基层的学校里度过了青春年华。九年中学讲台，铸就先生终生不渝的课堂立场：无论谋划多么宏大的改革，他总要问一问——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教师教得了、教得好吗？学生真正学到了吗？后来先生走上领导岗位，心中始终装着课堂的温度、教师的甘苦与学生的获得。
先生始终视教学为教育改革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在领导基础教育第八轮课程改革时，他一手抓课程方案与课程标准的研制，一手抓课堂教学方式的转变，反复强调课程改革的成败最终要在课堂上接受检验。兼任国家总督学期间，他大力推动教育督导评估制度建设，以评促建、以评促教，把质量立为教学的生命线。先生2008年的著作题名《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大”与“强”的一字之变，关键正在质量、正在内涵、正在每一堂课的提质增效。
尤为可贵的是，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重要判断，在先生笔下得到集中阐发。2010年，先生在《满足“上好学”的新期盼》一文中写道：“随着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普通高中教育的稳步发展，人民群众‘有学上’的问题初步得到解决。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内涵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的新期盼，成为新时期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紧迫任务。”“上好学”，表层是公平诉求，深层是质量渴求；质量的关键，在课堂、在教学。先生由此将改革的锋芒直指教学深处——“创新教育教学方法，积极开展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同时提醒人们，“考试评价是指挥棒”，唯有以科学的评价改革为引导，教学才能回归育人本位。
先生的教学观，在职业教育领域尤见真章。职业教育的教学，决不能“黑板上种田、纸面上练兵”，必须坚持在做中学、学中做，知行合一、工学结合。先生在《高峰风采》中总结张謇的育人之道，特别标举“知行并进”，援引张謇“专门教育，以实践为主要”的论断，强调职业教育尤需重视实践；对南通女工传习所“教、学、做合一”的教学境界，他更是赞赏有加——“学生在绣绷上学，教师在绣绷上教，教学成果在绣绷上完成”。绣绷虽小，却道出了职业教育教学的真谛：课堂连着车间，学习接着生产，教学做一体，手脑心并用。让学生在真实的职业情境中习得真本领、养成真素养，这正是先生一以贯之的教学主张。
从九尺讲台到教育部领导岗位，先生一生以教育报国、育才兴邦为己任。先生的教学观启示我们：一切教育思想，最终都要在课堂里落地生根；课堂有活力，教育才有质量；教学有担当，人才方能成长。先生从课堂里走来，一生心向课堂——这是思想者的来路，更是教育家的担当。
“育何人”：“思源”立本、“大师”立志的育人观
先生的育人观，在两幅题词中得到了绝佳体现。一幅“思源”，为学子立做人之本；一幅“工匠也可以成为大师”，为工匠立成才之志。先生对职业院校的改革与发展，始终萦怀于心。2015年至2021年我任南通职业大学校长期间，先生对学校的关怀令我感念至深。记得2016年，深知先生对高职人才培养念兹在兹，我冒昧请先生为学校题几句话。先生并未即时应允，沉吟道：“考虑一下。”不久，先生专门写来“思源”二字相赠，叮嘱高职学子要饮水思源，不忘党和国家的培养，不忘父母师长的教诲，不忘养育自己的这方水土；强调技能可以立身，立德方能致远。二字千钧，意蕴深长。
2018年，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确定以“职教改革四十年 产教融合育工匠”为主题。先生主动提出，由江苏省教育书法协会举办以“大国工匠”为题的书法作品校园巡展，并亲自题写“工匠也可以成为大师”。在原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的巡展启动仪式上，他专门为获得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工业机械装调项目冠军的常州技师学院选手颁奖，随后推动作品走进全省职业院校。巡展的最后一站在南通职业大学，近200幅佳作全部留存该校，并以此建设“匠心文化艺术馆”，让一次展览固化为一座永久的育人场馆——以书法之美涵养工匠精神，以大师之誉砥砺技能报国之志。
“工匠也可以成为大师”，这九个字，是为技能人才正名：它正面回应了“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社会偏见。技能人才成长为能工巧匠，重在精进专业技能，贵在提升职业素养。在先生看来，技能人才的成长不止于习得一技之长，更在于培育核心素养。职业教育要担当起培育工匠精神的重任，并将其作为深化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核心任务。
从“思源”到“工匠也可以成为大师”，一者为技能成才立定根基，一者为技能人才立起尊严：既让青年有“思源知本”的定力，也让工匠有“成为大师”的奔头。先生的育人观告诉我们：职业教育培养的不是流水线上的工具，而是可以成名成家、赢得社会尊崇的人；立德与成才相统一，做人与做事相贯通；技能与学问并重，工匠与大师同源。两幅题词，一颗师心。先生题的是字，立的是人，这份立人之道彰显了师者本色。
结语：思想长青，风范永存
历史观、发展观、课程观、教学观、育人观，五个维度层层递进、相互贯通，构成王湛先生职业教育思想的整体：从历史深处汲取智慧，为当代改革确立方向，让思想在课程中扎根、在课堂里生长，最终落到人的尊严与成全。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这一根本之问，先生曾这样回答：“好的教育一定是能让孩子蓬勃生长的教育”“好的教育一定是家长与社会认同、认可的教育”。先生以官员之位谋其政、以学者之思立其言、以师者之心育其人，三者合一，成就了“大先生”的卓然风范。
先生已逝，思想长青。作为学生，我唯有承其志、续其业，把先生的思想写进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接续实践中，才是对先生最好的缅怀。
（作者:马成荣，系江苏工匠人才发展研究院院长、二级研究员；历任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南通职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研究所所长、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