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要高考了，一提到高考，热爱历史的读者会想到古代的科考。高考、科考，其实是两码事，但在某些地方又有些相似之处。而科考也并非一成不变，一提到科考，很多人会想到“八股文”，但“八股文”是明清才出现的，唐时的科考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本期“史说”邀请到科举博物馆副馆长尹磊，向大家讲述武则天、科考以及南京的故事。
武则天为何要改革科考
记者：科考（科举）是隋朝创立的，到了唐朝才形成定规。武则天时期，她对科考进行了改革，对后世影响很大。有文章说武则天之所以要改革，是要打击异己，用新人来取代反对她的旧官僚，还有人认为是为了打击关陇集团。
尹磊：关陇集团（集团成员“入则为相，出则为将”，北周、隋、唐等几个朝代皇帝都出自这个集团）之说，始自陈寅恪先生。此说提出之后，还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的，比如和陈先生并称“康乐园二老”的唐史专家岑仲勉先生，就提出这有逻辑上解释不通的地方。比如陈寅恪说，武则天的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岑仲勉认为，初唐时，跟随唐高祖李渊起兵的“太原元从”已经得到了优待，而太原并不属于关陇的范围，如果当时施行的是“关中本位政策”，只惠及关陇集团的话，那么优待太原这些人，就根本说不通。
实际上，“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和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不少其他概念（如将牛、李党争作为门阀士族和庶族地主之争）一样，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解释性的框架，有助于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但不必视为等同于“真理”的定论。
到武则天称帝时期，她的个人权威和皇权本身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此时反对她称帝的人已经很少了。我们知道，李世民是发动政变上位的，再鉴于其太子承乾和魏王李泰之间的激烈斗争，所以在政治操作中，会尽量削弱宗室的力量。到了武则天时期，李唐宗室势力便更加弱小。而站在她对立面的长孙无忌、诸遂良等人早在高宗时期就已不在了。所以，说武则天改革科考是为了打击对立面，其实不成立。
武则天树立的强大的个人权威，是她得以称帝的政治资本，同时也对她作为皇帝的“合法性”起到巩固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武则天在树立个人权威、加强“合法性”方面，是不遗余力的，这从她造天枢、制明堂、注释《大云经》等一系列举措都能看出来。重视科考，本质上也是加强自身权威的一种手段，换句话说，通过大规模的选人、用人以及随之而来的整肃，加快行政官员任职的流动速度，造成皇帝一人凌驾百官之上的无上权威。
记者：武则天科考改革的内容具体有哪些？
尹磊：提到武则天对科考的改革，有些文章会说到殿试，认为殿试也是武则天的改革之一。其实殿试在高宗时期就有了，它并不是武则天的“原创”。而在唐代，殿试也并没有形成定规。
我认为，武则天对科考的重视，以及制度层面的主要调整，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首创了“糊名”的制度，让参加吏部试的考生，“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另外一个就是武举制，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下诏 “天下诸州，有练习武艺者，每年准明经、进士例举送”，首次把习武之人，放在与参加明经、进士两科考试的士子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也是从国家层面首次确立选拔可为将帅之才的制度。
“糊名法”作为一种杜绝舞弊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在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等各种形式的考试中，都得到了广泛运用。
武举自702年始，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宣布永远停止武举考试，共沿袭了1200年。在汉文化圈，朝鲜和越南也都学习并采用了中国的武举制度。非常有意思的是，晚清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提议废除武科举的时候，还不忘抨击一下1200年前的古人武则天，他说“此（武举）武后之谬制，岂可仍用哉？”实际上矛头直接指向的是慈禧太后。结果在“戊戌变法”前的短暂春天里，虽已决定对武举内容进行改革，废除弓刀步石之类的考试内容，改考与枪、炮有关的技能，但慈禧一复辟，就下令恢复旧制。
除了江南贡院，南京还有哪些考场
记者：对江苏人来说，一提到科举，可能更多的会想到南京有个江南贡院。但江南贡院是宋时才建立，宋之前，南京是否有类似江南贡院这样用来考试的地方？
尹磊：隋唐时期，南京并没有“贡院”这种制度化的考试场所，据《景定建康志》记载，隋唐时期，南京（当时称蒋州、昇州）是上州，岁贡额才每年3名，人数可谓极少。岁贡，岁，每年；贡，上贡。即每年都要送3名学子去都城参加考试，这些人通过府州一级举行的考试或经过刺史的推荐，而前往京城，至于在南京的时候，他们考试的地点设于何处，有没有统一的考试时间，则不得而知。在京城的考试有两次，一是省试，一是殿试，通过殿试者统称为进士。
值得一提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建都金陵的南唐，沿袭唐制，重视文教，持续举行制度化的科举考试。这个时候，因南京是都城，南唐所辖地区的学子们会在礼部主持下参加考试。考试地点应是在礼部官署，但具体地点在现在南京的哪里，还有争议。
那么，到了宋代，出现了制度性的解试，又称乡贡，由地方官府考试举人，然后将合格举人贡送朝廷，由朝廷再次考试：省试、殿试。南宋初年，建康府的解额是每年10人，后来陆续增加到13人。宋代南京的贡院实际上有两处，一是“青溪之南、秦淮之北”的建康府贡院，初建时规模不大，才有110间，后经两次重修，扩大到294间。另一处是举行“漕试”的转运司贡院（“漕试”是解试的一种，参考人员为官员亲属、寓居本地点士人等等），由被称为“小朱子”的真德秀修建，位于“青溪之西”，有150余间。这两处贡院，具体位置尚有争议，但一般认为南宋时建康府贡院的位置，大致即今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所在之处。
记者：南京与明朝关系甚密，朱元璋登基后，对科举也进行了改革，对比武则天时，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退步？
尹磊：经过宋以来的发展，科举考试的精密性和公正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朱元璋本人对如何运用科举取士，也有一个逐步的认识过程。
洪武三年（1370年）举行乡试，翌年进行了会试和殿试，录取了包括三名高丽人在内的进士120人。但他不久就发现，“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与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之，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于是又回到了荐举取士的旧途。但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年），鉴于荐举制出现的种种弊端和加强皇权的需要，他又重新恢复了科举，并依据当时情况，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从明代科举取士的整体成效看，不可谓为退步。明清的科举分为四级，童试、乡试、会试、殿试，比以往都多。
武则天改革后，出现明经、明算等大约12种科目的晋身途径，如果算学学得好，可以去参加明算科考试，四书五经背得好，可以去参加明经科考试，诗词歌赋学得好，可以去参加进士科考试，但是，除进士科外，其余科目的考试，录取人数很少，影响力逐步下降。而朱元璋的科举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和答案尽量做到标准、划一，科目也仅分为文科和武科，但它录取人数多，科考制度较从前更为严密，虽然有所谓“八股文”，被后世诟病很多，但明代科举考试中“策问”的务实精神，则很少被研究者和公众注意，比如在明代中后期，就经常考到有关如何应对北方崛起的女真和南方沿海倭寇的“北虏南倭”有关的问题，并非像一般所认为的科举考试所考内容不切实用。
科考为南京留下了什么
记者：科举制作为一种实行了1300年的制度，它有怎样的弊端呢？
尹磊：科举制作为中国帝制时期的一种发明，并且能经历1300年的时间，说明这种制度是具有很强生命力和弹性的，但是，随着这种弹性的逐渐丧失，它的弊端就越来越明显了。简单来说，就是科举考的内容，到了后来，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统治者也并不希望真正通过科举而取得能够经世致用的人才，而仅把它当做一种读书士绅的进身之阶。清末，在变法诸国的影响下，提倡实学的人越来越多，而清朝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害怕改革，不敢改革，特别武科考试不考天文、地矿、医律、化电、机器、武备、驾驶，而考早已应该废弃的射箭、舞大刀和抬石头。无怪乎晚清名臣张之洞发出了如下的感慨：“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记者：在整个科考历史中，您怎么看待南京与科考的关系？
尹磊：这分为几个层面。作为南唐、明的都城，南京是科举考试的中心，甚至在太平天国时期，南京作为其都城依然举行了科举考试，甚至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也出在南京。
作为区域中心，明、清两代，今江苏、安徽、上海籍的考生均在南京的江南贡院参加乡试，为国选贤，贡献了大量的人才。据统计，明代从江南贡院考出的江苏籍进士共2454人，其中南京籍进士261人；清代从江南贡院考出的江苏籍进士共2666人，南京籍进士292人。
作为南京文化中最为引人瞩目的秦淮文化，正是在科举考试的推动下趋向成熟，明清南京的繁盛、秦淮河边的河房建筑、名人故居、秦淮河中的画舫、吟咏秦淮灯会的名篇、秦淮河流传的千古佳话乃至秦淮河边发生的早期中、西交流，都与科举考试所导致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为文学之都的南京，拥有一大批宝贵的文学财富，而这些财富的创造者，正是科举文化影响下的历代文人，孔尚任的《桃花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都是科举人写的科举人故事，并产生了世界影响。（臧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