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一生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孜孜矻矻，不遗余力。他酷爱收藏，造诣精深，举凡古籍、碑帖、造像、墓志、古砖、画像、封泥、古泉等等，无不涉猎。其中，集藏数量最多的当数古旧书籍、金石碑帖。

早在1915年，鲁迅就开始大量搜集历代碑刻拓本，潜心整理，精心编目，细心抄录，用心校勘，缜密研究。周作人曾记述鲁迅当年校碑的情景：“他抄了碑文，拿来和王兰泉的《金石萃编》对比，看出书上错误的很多，于是他立意要来精密的写成一个可信的定本。他的方法是先用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广，共几行，每行几字，随后按字抄录下去，到了行末便画上一条横线，至于残缺的字，昔存今残，昔缺而今微存形影的，也都一一分别注明。”（《鲁迅的故家·补树书屋旧事·抄碑的方法》）。

鲁迅对“大字之祖”《瘗鹤铭》素有浓厚兴趣。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瘗鹤铭》镌刻于镇江焦山石壁之上，结字错落疏宕，字体张扬流畅，笔势雄健飞舞，笔法灵秀洒脱，为历代众多书家称颂。后因雷击，《瘗鹤铭》崩落于长江之中，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人们从江中捞得残片5块。1914年，鲁迅慕名购得其影印本，他在当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至有正书局买《黄石斋夫人手书经》一册，三角；《明拓汉隶四种》《刘熊碑》《黄初修孔子庙碑》《匋斋藏瘗鹤铭》《水前拓本瘗鹤铭》各一册，共价二元五角五分。”4年后的1918年2月3日，他又从琉璃厂购买《瘗鹤铭》拓片，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午后同二弟往留黎厂买《瘗鹤铭》一枚，泉五元。”

鲁迅校勘《瘗鹤铭》极其认真，颇下功夫，很见功力。首先，鲁迅厘清了它的尺寸大小、字体形态、石刻布局和所在位置。其次，他抄录全文，细加描摹，将拓片上的铭文用大字标出，同时参考集藏的碑帖拓片，多方互勘，将已知的缺字脱文，以小一号的字体一一予以补录并标出，使之笔意相连。最后，鲁迅根据字的大小、位置，重新排列《瘗鹤铭》的文字顺序，指出权威著作《金石萃编》所记载的“高八尺，广七尺四寸，十三行，行约二十至二十五字”说法有误，正确的应该是“刻高约一丈三尺，广八尺。十三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

在深入考证和缜密研究后，鲁迅认为，清康熙时期，焦山摩崖石刻《瘗鹤铭》在复原时，依据《金石萃编》中有关的布局、尺寸记载，以此确定它的具体空间位置，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根据《瘗鹤铭》传世拓片上实际的字形大小和行距，若是“铭石高八尺内”，则每行只能写十八九个字而已，根本无法容纳“行约二十至二十五字”，由此可窥见鲁迅校勘《瘗鹤铭》的精准。尤令后人称道的是，鲁迅抄录、描摹《瘗鹤铭》时，选用长25厘米、宽32厘米的竹纸，非常细致，字迹工整，若将脱漏的文字填入鲁迅所留出的空当之内，可以说是丝丝合扣，令人叹服。

无疑，鲁迅先生是一位具有独特审美眼光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文物鉴赏家，收藏不仅为鲁迅的生活带来了无穷乐趣，而且帮助他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周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