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武汉在短时间内迅速建起专门医院“火神山”和“雷神山”。在古代对突发性疫疾也采取隔离治疗，并且建有类似“火神山”“雷神山”式的医院。

秦朝时就设有疠迁所，是当时专门收容麻风病人的隔离治疗医院，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风病隔离医院。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的秦代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上记载：“城旦，鬼薪疠，何论？当迁疠迁所。”“城旦”是秦朝的劳役刑之一，是指强制男性犯人早起去修筑城墙的苦役；“鬼薪”是秦朝时的一种徒刑，指从事官府杂役、手工业生产劳动以及其它各种重体力劳动等；“疠”指麻风病。在秦朝，人们如果发现身边有人染上麻风病时，要立即向官府报告，官府将患者抓捕后，并经过医生确诊，将其送到疠迁所进行强制隔离，以防止麻风病毒传播蔓延。《睡虎地秦墓竹简》在“封诊式”一节里详细记录了一个病例：某里的里典甲将该里士伍丙送到官府，报告说：“怀疑他是麻风病，将他送到。”官员讯问丙，丙供称：“在三岁时患有疮伤，眉毛脱落，不知道是什么病，没有其他过犯。”官员命医生丁对丙进行检验，丁报告说：“丙没有眉毛，鼻梁断绝，鼻腔已坏，探刺到他的鼻孔，不打喷，臂肘和膝部……两脚不能正常行走，有溃烂一处，手上没有汗毛，让他呼喊，其声嘶哑，确诊是麻风病。”

西汉平帝刘衎即位时才9岁，实际是由大司马王莽主持朝政。这个小皇帝也是多灾多难，在他改元的第二年就发生了大灾难。《汉书》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四月，郡国发生大旱灾、蝗灾，青州尤为严重，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瘟疫大流行。面对严重的灾荒和疫情，王莽积极布置救灾防疫，并带头捐款。在他的带动下，230名官民献出自家的田地住宅，以救济灾民。灾区还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王莽还在长安城中造一条闾里，建邸舍房屋200区，朝廷将灾民中的染病者安置在其中，派来医生，送来药品，进行隔离医治，以防止相互传染。朝廷撤销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改为安民县，建起官署与住房，招募贫民迁居于此，由县官发给口粮，并分配土地与生活用具，借给犁耙、耕牛、种子和粮食，让灾民病愈后在这里安居乐业。大司徒司直陈崇为宣传王莽，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媲美。

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七月，52岁的苏轼得到皇太后的恩宠得以东山再起，到达杭州任太守。赴任后的苏轼也是春风得意，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他利用与皇太后的特殊关系，向朝廷争取资金4万贯修缮官衙、城门、粮仓等。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在他上任不久，杭州大旱，颗粒无收，饥民哀嚎，流离失所。由于饥民食用死掉的家畜家禽，造成疫疾大流行。一时米价上涨，人心惶惶，社会不稳。苏轼立即上奏朝廷，请求免去当地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又得到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用以换取粮米救济饥饿的人，向贫病交加的百姓减价出售常平仓的大米，以解饥荒。这才稳定了物价。他还命令官府做了很多稀饭，救济饥民，又拿出在老家眉山名医巢谷处央求到的“圣散子方”，配成药剂发给患者，并派官员带着医生到各街巷为患病者医治，救活了很多人。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能从长远考虑，他深知“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于是苏轼将朝廷拨付的修缮费节约出来的2000缗钱拿出来，自己又慷慨解囊，捐出50两黄金，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很快建起了一处病坊，取名“安乐坊”。据记载，安乐坊在三年时间里就医好了上千个患者。苏轼还未雨绸缪，广蓄粮米、药品，以备急用。后来朝廷充分肯定了苏轼的做法，将安乐坊收归朝廷管理，更名为“安济坊”，聘请道士主持经营，并拨付经费，还赐给该院医护人员“紫袍”，使其具备了“公务员”身份。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苦人治病。